1 研究背景

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是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公共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對接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的重要基礎。以“十一五”時期的文化共享工程為基礎，我國在“十二五”期間統籌實施了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和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三大重點公共數字文化工程，開啟了我國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的進程，推動了公共文化事業與科學技術的融合發展。

盡管通過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提高公共文化事業的科技含量，推動公共文化生產方式的變革是一個普遍共識，但公共文化機構作為公共文化事業的主體，長期以來聚焦于提供高質、豐富、免費的公共文化服務，而受制于薄弱的學科基礎、各地公共文化事業發展的不均衡等因素，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更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指導。公共文化機構如何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高水平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是一個綜合性難題，它包含了公共文化、信息技術、組織管理等多個領域的問題。同時，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中，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也是重點任務之一。因此，不難看出，數字化轉型是公共文化領域發展的重要方向和前沿問題。

數字化轉型要求公共文化機構結合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需要，探索如何在資源建設和文化服務中利用好不斷發展的現代信息技術，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效能和服務水平，努力提高人民群眾對公共文化服務的滿意度。這對于信息基礎設施相對薄弱而經費相對有限的各級各類公共文化機構來說并不容易。同時，公共文化領域尚未形成數字化轉型理論，僅在圖書館學中開展了圖書館向數字圖書館或智慧圖書館轉型的研究。而相較于種類豐富的公共文化機構而言，這些研究的普遍性還有待檢驗。在其他相關領域，如管理學，盡管有可借鑒的理論，但這些理論沒有考慮我國公共文化機構公益性、均等性等特殊屬性，尚不能系統回答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問題。因此，探究公共文化機構如何數字化轉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本文的思路是，梳理圖書館學有關數字化轉型的研究，結合管理學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理論，構建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的理論框架。從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特點出發，本文認為，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是公共文化機構利用信息技術升級和改造業務，變革管理方式，培育新能力，以適應技術發展的過程。而數字化轉型的戰略重點是公共文化機構如何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處理好數字資源、數字設備、員工素質和數字服務的關系，以提供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均等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務。利用全國2561家文化館的數據和地方年鑒數據，以及多元回歸分析和中介分析對該框架進行了檢驗，從而發展已有理論，提出并檢驗適用于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理論。

2 研究假設

圖書館學界是探索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的先驅和主力，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都對圖書館數字化轉型問題開展了深入研究。但相關研究或聚焦技術，或聚焦業務，或聚集發展理念，缺乏對圖書館如何開展數字化轉型的系統性研究。并且，以往研究強調了信息技術等因素對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但缺乏有力的實證研究來驗證這些因素的影響；相關研究結論對其他公共文化機構的適用性也尚未得到驗證。而管理學的相關研究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深入系統地討論了信息技術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及機制，但主要聚焦于各類企業，鮮有關注公共文化機構等非盈利、非政府部門的事業單位。因此，管理學相關理論對于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的適用性也需進一步驗證。總之，已有研究盡管有不足之處，但為本文探討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重要基礎，也指明了具體方向。

從圖書館學的研究來看，無論在數字圖書館還是智慧圖書館時代，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核心都是處理好信息技術、數字資源、數字服務和館員之間的關系。而管理學的研究也指出，組織機構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在于利用信息技術和其他組織資源，將信息技術融入組織業務，從而通過信息技術改造已有的組織能力或形成新的組織能力以提高生產效率。因此，可以認為，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公共文化機構如何處理好信息技術、數字資源、館員和數字服務之間的關系，即公共文化機構在合理的成本范圍內，利用好從業人員，不斷適應和利用發展變化的信息技術，打造高質量的數字服務，從而提供更能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務。因此，結合圖書館學和管理學的相關理論，提出圖1所示的理論框架。

圖1 待驗證的理論框架

 信息技術是外生因素，直接導致了公共文化機構資源的載體形式和種類的變化，也影響了公共文化機構服務的開展方式和業務流程，是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中的關鍵因素。而從資源觀的角度來看，信息技術作為一種對公共文化機構有價值的資源，其價值的發揮取決于公共文化機構如何利用信息技術。而對處于數字轉型期的公共文化機構而言，購置和維護信息技術需要較大的成本投入，而發揮信息技術的價值，需要公共文化機構探索如何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公共文化業務、機構管理方式和發展模式，進而更新或形成公共文化機構的能力。因此，信息技術對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影響需要一定的學習成本和時間成本，故而在數字化轉型初期，信息技術會對公共文化機構的績效不易產生直接的促進作用，反而需要公共文化機構承擔一定的成本，因此會對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產生負面的影響。據此提出假設：

假設1：在數字化轉型期，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設備數量與其績效呈現負相關性。

數字資源對于轉型期的公共文化機構而言是一種新型資源，其價值需要與公共文化機構其他組織資源的配合才能實現。公共文化機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設備等資源來建設和開發內容豐富、有特色的、適合數字化環境的優質數字資源，并通過合理的組織、加工、發布才能提供給人民群眾使用。優質的數字資源，盡管其開發需要一個耗時耗力的過程，但它能夠促進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提升。并且，通過互聯網，這些資源能以極低的成本在不同的公共文化機構之間復制和傳播，因而優質數字資源能夠以共建共享的機制在多個公共文化機構都產生影響，進而產生更廣泛的影響。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2：在數字化轉型期，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資源數量與其績效呈現正相關性。

在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公共文化從業人員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公共文化從業人員的素質越高，就能更快地了解和掌握信息技術，更快地適應新的信息技術環境帶來的影響和挑戰，從而為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機構從業人員具備與當前信息技術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的技能水平時，能更快將信息技術融入公共文化機構的現有業務中，促進現有業務的優化升級或創造新業務，促成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因此，在數字化轉型期，公共文化機構人員的素質會對公共文化機構的績效產生正面影響。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3：在數字化轉型期，公共文化機構的員工素質與其績效呈現正相關性。

對公共文化機構而言，公共數字文化的重要發展目標是提供豐富高質量的數字服務，以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盡管數字服務的開發需要一定的成本，但是數字服務的可及性和覆蓋范圍遠優于傳統服務，能同時服務更多人群，甚至在閉館期間也能持續提供服務，同時數字服務能促進與人民群眾的交互，從而了解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提供更具有針對性、個性化的服務。因此，數字服務對于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而言具有重要價值。在數字轉型初期，公共文化機構在探索應當提供何種數字服務的過程中，往往會依據自身優勢，因地制宜地一些開發有特色和差異性的數字服務，這些服務通常而言會具有更好的服務質量和服務效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數字化轉型期的公共文化機構提供數字服務可以提高其績效。據此，提出假設：

假設4：在數字化轉型期，公共文化機構提供數字服務的數量與其績效呈現正相關性。

最后，數字服務需要一定的基礎。通常來說，公共文化機構提供數字服務是開發、利用和整合機構資源的綜合性過程。因而公共文化機構提供數字服務離不開對其擁有的其他資源的使用。具體而言，數字服務需要特定的技術載體和設備支持，如網絡設備、數字化設備等，而提供數字服務也需要合適的數字資源和具有相當水平從業人員的參與。總之，只有充分利用數字資源、信息技術設備和從業人員，公共文化機構才能提供群眾滿意的公共文化服務。因此，數字服務在數字資源、數字設備、員工素質這三者與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關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因而，不難提出假設：

H5a：在數字化轉型期，公共文化機構擁有的數字資源是其提供數字服務的基礎，即數字服務在數字資源與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H5b：在數字化轉型期，公共文化機構擁有的數字化設備是其提供數字服務的基礎，即數字服務在數字化設備與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H5c：在數字化轉型期，公共文化機構員工的素質是其提供數字服務的基礎，即數字服務在員工素質與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選用了全國3124個文化館為研究樣本，覆蓋了我國幾乎全部的縣級及以上文化館。為了使數據契合本研究所需的研究情境，特別選用了2014年的數據。2014年前后恰好是公共數字文化三大工程的重要時期，是文化館數字化轉型的初期，并且當時形成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數據，包括了文化館經費、場館面積及使用、員工及培訓、線下活動、數字資源、數字服務、數字設備等多方面的數據。同時，該數據也包括以第三方調查的方式測評文化館的群眾滿意度，這能很好地解決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還通過各省市地方年鑒補充了文化館所在地的人口和GDP等數據。

在實際分析中，本文剔除了部分樣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文化館具有很強的特殊性，均予以剔除。同時，部分文化館的數字資源、數字服務、數字設備等核心變量缺失較為嚴重，這些樣本也予以剔除。最終得到的樣本量為2561(81.98%)。對樣本的剔除可能會造成潛在的選擇性偏差。為此，采用了Heckman兩階段選擇模型來檢驗剔除這些樣本是否會造成選擇性偏差。其中，一階段模型選擇了文化館所在區域的人口這個嚴格外生的變量作為自變量，并且控制了區域固定效應。二階段模型則選擇了后續分析中使用的所有控制變量作為自變量。結果顯示，二階段模型中的逆米爾斯比（λ）值為-4.12（p=0.307），因此，可認為剔除這些樣本并不會對因變量的估計造成選擇性偏差。

3.2 變量及其測量

3.2.1 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測量

公共文化機構績效評價的研究非常豐富，而一個較為簡單可行的代理變量是群眾滿意度。公共文化機構設立的重要目的就是提供人民群眾滿意的公共文化服務，因此用群眾滿意度作為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測量具有合理性。群眾滿意度是以五點量表的形式由第三方機構對公共文化機構的交通、場地、設施、衛生環境、開放時間、信息告知、服務項目、工作人員和服務水平進行測量。因此，該數據集中的群眾滿意度是一個多維度的綜合性測量，能夠說明公共文化機構各個方面滿足人民群眾公共文化需求的程度。

3.2.2 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有關的變量及其測量

數字化有關的測量包括數字資源、數字化設備和數字服務三項。數字資源是文化館本地存儲的數字資源儲存量，由于該數據較為離散且極差過大，在使用時取對數處理。數字服務是文化館提供的數字服務項目數。數字化設備則是對文化館的網絡基礎設施、資源加工設備和數字服務設備三項打分而計算得到的。

3.2.3 公共文化機構員工素質的測量

數字化轉型的各項活動都離不開專業人才的參與。而這其中員工素質最為重要。盡管員工素質不能直接測量，但相對而言，員工素質更好，學習能力也更強，更有助于數字化轉型。因此，以文化館工作人員中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比例為代理變量來測量員工素質。

3.2.4.控制變量及其測量

數字化轉型和群眾滿意度受到了不少因素共同影響。這些因素都作為控制變量以剔除潛在的替代解釋。選用了文化館的財政撥款數、建筑面積、室外配建廣場面積、每周開放時間、錯時開放與否、文化館業務人員涉及的主要藝術門類配置情況，以及文化館舉辦的各類大型線下活動的情況。此外，通過地方年鑒，整理了文化館所在地區當年的人口、GDP和行政級別數據。由于GDP、人口、財政撥款和建筑面積的數據非常離散且極差過大，在使用時也做了取對數處理。控制變量的細節均整理在表1中。

表1 控制變量匯總

3.3 回歸模型與分析策略

為驗證理論框架，將各個研究假設轉化為回歸模型中的待檢驗系數，以檢驗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中的數字設備、數字資源、員工素質和數字服務對公共文化機構服務績效的影響。基準多元回歸模型構造為：

本文采用的分析策略如下：在選定樣本（N=2561）后，對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然后進行多元線性回歸，以普通最小二乘法對多元回歸模型的系數進行估計,最后對自變量間的中介關系進行驗證。考慮到我國公共文化發展地域不平衡的特性，在多元回歸分析和中介作用分析時，都控制了區域固定效應。

4 分析結果

4.1 回歸分析與中介分析結果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矩陣如表2所示。不難看出，數據體現出各地文化館在2014年前后整體的數字化轉型還處在比較初期的階段，且差異較大。這也側面印證了該數據集與研究情境的契合。表3采用了逐步回歸法報告了各自變量在存在控制變量時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不難看出，五個模型整體的F統計值顯著性都小于0.001，說明各個模型整體的顯著性都極強。綜合模型1和模型5可以看出，在考慮控制變量和區域固定效應的情況下，數字設備對數字化轉型期的文化館群眾滿意度也存在非常顯著的負面影響，其系數為-0.336（p=0.000），從而驗證了假設1。而從模型2和模型5不難看出，在考慮控制變量和區域固定效應的情況下，數字資源對數字化轉型期的文化館群眾滿意度存在非常顯著的負面影響，其系數為-0.666（p=0.008），從而驗證了假設2。從模型3和模型5不難看出，在考慮控制變量和區域固定效應的情況下，員工素質對于數字化轉型期的文化館群眾滿意度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其系數為0.015（p=0.006），從而驗證了假設3。而從模型4和模型5可以看出，在考慮控制變量和區域固定效應的情況下，數字服務對于轉型期文化館群眾滿意度起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其系數為0.171（p=0.000），從而驗證了假設4。

縱觀五個模型，不難看出，數字設備、數字資源和員工素質三個變量加入模型后，數字服務的系數明顯降低，這初步說了潛在的中介效應。為了進一步研究數字服務的中介作用，在基準多元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中介分析。首先，采用了Preacher & Hayes的方法，在控制變量不變的前提下，分別用自變量對中介變量進行回歸，用自變量單獨對因變量進行回歸，用自變量和中介變量共同對因變量進行回歸，對中介變量數字服務的間接效應進行點估計，并進行Sobel-Goodman檢驗。隨后，采用Zhao等人和Hayes推薦的方法，以Bootstrap程序按原樣本規模大小重復抽樣5000次，并構造誤差修正的置信區間來考察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顯著性。考慮到模型的整體性，在數字服務對數字資源、數字設備和館員素質這三個自變量中的每一個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時，其他兩個變量都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中。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矩陣

表3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中介作用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不難看出，數字服務在數字設備和群眾滿意度之間起到了明顯了部分中介效用，其間接效應對應的系數為-0.0422（p=0.0017），大約占總效用的11%，而Bootstrap重復5000次后的該系數的誤差修正的95%置信區間為（-0.0711,-0.0183),不包含0，從而驗證了假設5a。數字服務在數字設備和群眾滿意度之間也起到了顯著的部分中介效用，其間接效應對應的系數為0.0494（p=0.046），大約占總效用的8%，且數字服務的系數正負相反，而Bootstrap重復5000次后的該系數誤差修正的95%置信區間為（0.0105,0.1145),不包含0，從而驗證了假設5b。最后，數字服務在員工素質和群眾滿意度之間也起到了顯著的部分中介效用，其間接效應對應的系數為0.0009（p=0.029），大約占總效用的6%，而Bootstrap重復5000次后的該系數的誤差修正的95%置信區間為（0.0002,0.0022),不包含0，從而驗證了假設5c。綜合來看，數字服務對其他數字化轉型要素對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影響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表4 中介效應分析結果

4.2 分析結果的穩健性

為了確保分析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多種方式的穩健性檢驗。首先，對群眾滿意度測量進行了修正，將各個文化館的滿意度減去該文化館所處省份各文化館的平均滿意度，并重復了所有分析，自變量和中介效應的顯著性沒有明顯變化。此外，也按照因變量、各個自變量分別對數據進行了1%縮尾處理并重復了分析，自變量和中介效應的顯著性沒有明顯變化。其次，對于模型5進行了共線性檢驗，模型平均方差膨脹因子為1.61，而模型中單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排在前3的為3.51、3.42和2.47，因此，自變量不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的問題。模型5的懷特異方差檢驗的卡方統計值值為1144.884（p=0.000），即存在顯著的異方差問題，因此，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都按照White的方法進行了標準誤修正。

5 討論與結論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研究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中的幾大要素與其服務績效的關系從而構建并驗證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的理論。實證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期，這些要素對于公共文化機構的績效產生的影響是多元的。從短期來看，數字資源和數字設備對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影響顯著為負的，而數字服務和員工素質的影響則顯著為正，從而證實了這些要素的重要作用。這些實證結果與其他領域的類似研究是一致的。此外，本文通過數字服務的中介作用進一步解釋了這種關聯產生的機制。實證結果顯示，對數字轉型期的公共文化機構而言，數字服務的提供應當以數字設備、數字資源和員工素質為基礎。

這些結果為進一步理解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實證依據。對于數字化轉型期的公共文化機構而言，數字資源和數字設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們對機構績效的短期影響是負面的，這意味著公共文化機構在數字化轉型時應將數字資源和數字設備作為“成本項”，過度關注數字資源建設和數字設備購置可能會讓公共文化機構陷入“數字化轉型陷阱”，從而難以真正發揮信息技術的價值。這是因為，一方面，數字資源和數字設備需要較多的初始開發成本，另一方面其維護也需要后續的持續成本。此外，數字資源和數字設備對于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影響需要通過數字服務來實現。因而數字化轉型的重點，不能單純的理解為數字資源的建設和數字設備的購置。通過中介分析，本文進一步發現，數字服務對數字資源和數字設備的中介作用是不同的。對數字資源而言，數字服務的間接效應為正，而總效應為負，這說明，數字資源對于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正向作用只通過數字服務來實現。因此，數字資源的建設一定要以為用戶服務為導向，否則只會產生負面的影響。而對數字設備而言，數字服務的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為負，這意味著數字設備可能是制約數字服務水平的關鍵，公共文化機構擁有與數字服務相適應的數字設備才能更好的發揮數字服務的價值。

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公共文化機構的員工素質和數字服務對其績效的短期影響是正向的。因此，公共文化機構在數字化轉型時，需要具備相當信息素養的員工支撐，或者通過相關的培訓不斷提高員工的素質以滿足數字化轉型的需要。此外，數字轉型期的公共文化機構應該著重開發出一些具有特色的、高質量的數字服務。數字服務的中介作用進一步說明公共文化機構通過數字化轉型構建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的數字服務能力是重要路徑。

此外，本文的研究結果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啟示意義。如果考慮數據集的特殊時間情境，本文的實證分析結果進一步說明，我國當時的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政策側重公共文化數字資源開發和建設，而對于數字設備、員工素質和數字服務的重視程度有待進一步加強。實證結果也意味著，未來政策應當在鼓勵公共文化機構購置采用新數字設備的同時，做好配套工作，如加強對公共文化從業人員的技術培訓，為公共文化機構利用數字設備做好支撐服務和咨詢工作，從而降低其采用新技術的組織成本。而從長期來看，本文建議公共文化機構應當以公共文化數字服務能力的建設為重點，以協調各要素均衡發展。此外，我國公共文化數字建設重視資源的共建共享，這體現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性、公益性。但通過合適的數字服務，優質數字資源對公共文化機構的服務績效會有很好的促進作用，然而其建設耗時耗力，如果各機構可以通過共建共享機制免費獲得這些資源，勢必會影響數字資源建設者的積極性。因此，在數字資源共建共享機制中，需要考慮引入合理的補償機制，降低優質數字資源建設者的開發成本或建設難度，從而調動公共文化機構建設優質數字資源的積極性。

本文的理論貢獻主要有三點。首先，本文系統梳理了圖書館學和管理學的相關理論，提出了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的理論框架，并首次使用了覆蓋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公共文化機構實證數據進行了驗證。該理論框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為理解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新視角，通過中介分析也闡明了其中的具體機制，因而回答了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問題，也推動了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對于未來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理論參考和實證依據。其次，本文也對資源觀的理論發展有一定貢獻。其實，學界對于“資源觀”能否適用于非盈利性公共文化機構一直存在學術討論。本文提出的理論框架以“資源觀”為基礎，而使用的實證數據是來自非政府非盈利機構，因而為擴展“資源觀”的適用范圍提供了實證依據。而將“資源觀”引入公共文化領域的研究，也擴展了公共文化研究的視角和邊界。最后，本文融合圖書館學理論和文化館領域數據的嘗試也拓展了圖書館學的研究范圍。通過其他領域的數據驗證圖書館學理論，既為圖書館學理論提供了實證依據，也擴大了圖書館學理論的影響力，在某種意義上，這也說明了利用圖書館學理論發展公共文化研究的可行性，為構建和發展公共文化研究的理論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處。首先，公共文化機構的種類較多，而本文只選擇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機構。其次，對于公共文化機構的績效評價存在多種不同的方式，本文也只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測量。最后，本文只考慮了數字化轉型中供給端的因素，沒有充分考慮“需求端”。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收集不同類型的公共文化機構數據和用戶數據，構建不同類型公共文化機構績效的測量，更為系統全面地驗證本文提出的理論模型。

（作者 梁興堃，注：該文章2022年發表于《文化館藍皮書：文化館改革與服務創新發展報告2019-2020》）

轉自：文化發展研究院